英国著名设计评论家史蒂芬·贝利（Stephen Bayley）说：“在符号的历史中，反战标志足以与可口可乐的商标和耐克的那道‘勾’抗衡。这3个标志的共同点是，它们都宣传了一种信念体系，不同的是，反战标志从未帮谁赚过一分钱，却很可能救过很多人的性命。”

　　贝利也许只说对了一半。反战标志如此受欢迎，与它诞生的时代背景有关，但还有一个原因也不可忽视，那就是它简单之极，每个人都会画。“因为简单，所以它可以被立刻使用到很多场合中。人们随手就能在墙或地板上画一个，或者用各种物品摆出一个。在人们行动普遍受到压抑的社会中，这很重要。”纽约州奥尔巴尼大学的和平运动研究专家劳伦斯·惠特纳（Lawrence Wittner）说。

　　从商业化的角度来看，设计师霍尔通本人确实没有用这个标志赚过钱，CND从未将反战标志注册为商标，因为他们认为“这是一个自由的标志，所以就对所有人免费”。但是，从上世纪60年代末起，全球的商店里出现了很多印有反战标志的咖啡杯、迷你裙、斗篷……这个标志成了嬉皮时尚的必备饰物，有失去其激进意义，沦为温和、无害的时髦商品的危险，就像切·格瓦拉的头像一样。它甚至曾出现在当时最流行的香烟“Lucky Strike”的包装盒上。

　　到底该如何衡量这个标志的成功？50年来不断有战争爆发，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名单则越来越长。《时代》周刊编辑理查德·拉卡约（Richard Lacayo）说，正因为有接连不断的非和平事件发生，才让这个和平标志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。如果真如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所说，美国将在伊拉克驻军100年，那反战标志的未来还长着呢。